1945年4月23日，位于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，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。这次大会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会议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配股宝，并将其正式写入了党章中。此外，此次大会还首次采用了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。最终，共有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被选出。
在这44位中央委员之中，有一位无法亲临现场，因为他早已牺牲，但由于信息闭塞，党中央直到大会召开时仍未获知他的去世消息。这位委员便是陈潭秋。
陈潭秋，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（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）陈策楼村，原名澄，字云先，号潭秋。1911年，年仅15岁的他途经黄冈团风镇，目睹了当地著名恶霸陈大狂欺辱一位卖报老人，便毫不犹豫地上前阻止。面对陈大狂挥舞的皮鞭威胁，陈潭秋毫无畏惧，公开斥责说：“卖报纸是宣传革命道理，有什么错？”陈大狂无奈只得退去。随后，陈潭秋搀扶起老人，一起沿街高声叫卖着《汉口新闻报》和《大江报》，宣传革命军队的胜利消息。
展开剩余82%1919年，陈潭秋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，这标志着他正式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。次年，他与董必武、刘伯垂等七人共同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，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打下坚实基础。
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和浙江嘉兴召开。会议参加者中有湖南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，上海的李达、李汉俊，北京的张国焘、刘仁静，广州的陈公博，济南的王尽美、邓恩铭，旅日的周佛海，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，以及共产国际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，武汉则由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。会上，大家讨论并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》配股宝，明确了党的名称、奋斗目标和基本政策，提出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地方与中央机构的组织制度。这份文献兼具党纲与党章的性质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。
纲领中明确将党的名称定为“中国共产党”，并提出革命军队必须联合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政权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至阶级斗争终结，废除资本家私有制，将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，以及与共产国际紧密联合。这些内容奠定了党的初心和使命。
此外，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今后工作的重要决议，为党的早期奋斗指明方向。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，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毛泽东曾形容这是“开天辟地的大事件”，显示了其深远影响。由此可见，陈潭秋在党内的资历极为深厚。
之后，陈潭秋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累，无惧艰险，先后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、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长、湖北区委组织部部长、江西省委书记、满洲省委书记、江苏省委秘书长等重要职务，领导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，足迹遍布各地。
在革命岁月里，陈潭秋与爱人徐全直结为连理，1928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。孩子的出生带给他极大喜悦，但因革命形势紧迫，他们一家多次辗转于江西、上海、天津、东北等地，逃避敌人的追捕和监控。
陈潭秋曾在哈尔滨被捕，近两年的狱中生活并未摧毁他的意志配股宝，他始终坚守信念，积极同狱中敌人斗争。狱外，徐全直带着未满三岁的儿子四处躲藏，虽生活充满惊恐和不确定，她依然坚定不移地投入革命事业。
1933年，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赴中央苏区工作。为了不影响革命大局，他与徐全直商议后，决定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外婆照顾。陈潭秋写下了一封深情的“托孤”信，恳请亲人给予帮助：“希望两兄能时常帮忙准备些布料，为孩子做单夹衣服。我们的请求虽无情，但望两兄能理解。”信中，他提及即将再次生产，表达了不愿再养育的决定，并关心六嫂是否能接回孩子照料。此外，他在信里坦言母亲去世的消息，虽感伤却也释怀，认为母亲多受了苦，今后苦难是全社会的共同问题。
这封信体现了他虽历经磨难，却依旧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。然而，现实却异常残酷，信件发出后，陈潭秋一家就此永别，生死未明。
不久后，陈潭秋赴中央苏区，出任福建省委书记。此时，徐全直刚生下第三胎，前往党的秘密联络点处理赴苏区事宜。不料，联络点已被敌人侦知，叛徒出卖，徐全直遭逮捕。
家人试图借助徐全直父亲早年同盟会旧交的国民党关系营救她，面对国民党提出“先送反省院，再保释”的条件，徐全直坚决拒绝，誓言：“宁为革命死，绝不去反省院。”敌人在狱中用她的三个孩子威胁她，劝她考虑母爱。徐全直冷笑回应：“你们算什么，有资格谈母爱？”不久，她被敌人残忍杀害于雨花台。判决书上写道：“拒绝坦白自新，侮慢公职人员，妨碍他人自新，品质恶劣，不可理喻。”
1934年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，陈潭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。10月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被迫展开战略转移，也就是著名的长征。长征后，陈潭秋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，奉命留守中央苏区，持续坚持游击战争。
1935年8月，按照党的安排，陈潭秋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，之后留苏工作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。1936年，在苏联召开的代表团会议上，陈潭秋铿锵有力地表示：“我始终跟着党走，错误一经指出即改正。”这句话真实反映了他毕生革命精神，不论道路多么坎坷，他从未退缩，展现了共产党员无畏的气概。
1939年5月，陈潭秋奉命回国，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。1942年夏，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，党中央决定撤离新疆的所有共产党员。撤退计划中，陈潭秋坚决要求名列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名单，并表示：“只要还有一个同志，我就不能走。”
1942年9月17日，撤离途中，陈潭秋被敌人捕获。同年，他在重庆上学的儿子曾请求前往延安寻父，在舅舅陪同下见到了董必武。儿子回忆：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董老，他说父亲可能不在延安，但具体情况尚不明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，未来革命胜利，国家需要人才。”
1939年9月27日，陈潭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，年仅47岁。因消息闭塞，直到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，中央才得知他的真实死讯。当时，他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，象征着对他贡献的肯定。
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，陈潭秋的儿子前往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打听父亲的下落。泪流满面地说：“他们告诉我，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。两三天后，我却在学校布告栏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：‘杀害陈潭秋等烈士的罪犯伏法。’”这一刻，所有的等待和牵挂，终于有了最终的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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